文化散文的诗学追求
——兼谈曾纪鑫散文创作
李 钧
中国文学在迎来西方文化大潮洗礼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对待本土资源的问题。“文化寻根”与“新历史主义”正是中国文坛在这场挑战与回应中找到的两个新视角。
在散文创作领域，“文化散文”既是对上述背景作出的反应，也是对“单调散文”范式困境的观念突围与艺术创新。它不仅接续了1930年代文化散文的香火，并以其创作实绩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一席。当前，李国文、余秋雨、贾平凹、梁衡、朱增泉、王充闾、胡平、曾纪鑫等老中青济济一堂的创作队伍，显示了文化散文的后劲，呈现出可喜的局面。
突围与创新：文化散文的成就
“文化散文”非自1990年代起，其内部也并非牢不可破的铁板一块，它至少包括两种创作类型，对应着两个重要母题，即文化中国与大地民间。所谓“文化中国”是指作家们在经历了“全盘西化”以后，重新寻找民族本位的“文化中国”之根，其源头可以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为滥觞；30年代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创作出一种智者的文化散文，可看作此类散文成熟的标志。所谓“大地民间”是指在高速现代化的进程中关注“乡土中国”。这类散文上承周作人对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整理研究，下启1990年代以后具有文化人类学意义的“神秘文化写作”与“生态写作”。总起来看，文化散文自出现之日起就表现出一种新古典主义情怀和精神乡愁。它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也是对单一的世俗现代化作出的审美反思和公开拒斥。
1990年以来的文化散文同样沿着这两条路线前行。首先，贾平凹以“文起八代之衰”的魄力倡导“大散文”。“大散文”作者对那些以书斋为限、穷经皓首、寻章摘句式的学究腐儒深恶痛绝，注重破门而出、田野调查，走向了民俗，走向了人类学。他们如30年代的沈从文一样“想借文学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他们认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立足于地域文化，对乡土文化抱一种诗性认同态度，其迷醉程度甚至达到了泛神论、万物有灵论的境地；他们行走式的文化散文有着文化人类学的意义，具有“大地民间”之美，成为当代散文创作的一支生力军。
李国文、余秋雨等为代表的历史散文是文化散文的另一种类型。这类散文题材厚重、文化含金量高，受到众多学人的关注。他们认识到“文化制约着人类”，因而要“理一理我们的文化的根”；他们认同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历史散文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有着“文化中国”之美。
“后新时期”以来的文化散文作者不仅接续了30年代前辈们的众多优长，更有着较明确的诗学追求：他们观今鉴古，重建历史，具有新历史主义的美学特质，做到了“学、行、思”的统一；文化散文主题宏大，取材广泛，手法自由，吞吐古今，驰骋中外，做到了“文、史、哲”的会通；借鉴诗歌、小说与戏剧的技法，具有跨文体写作的探索。作家们意识到，中国文学若想开创伟大汉语的文学世纪，必须在面向世界的同时，深深扎根于文化传统与大地民间，夜郎自大、闭关自守与人为的“断裂”和“革命”，都有违文化进化规律，因而他们努力做到“人性、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融合；他们努力在政治意识形态、启蒙意识形态、市场意识形态之外，建构第四维标准，即审美意识形态，显示出与现代主义文学“离心与祛蔽”精神品格相悖的“归心与返魅”的审
美追求。他们追求一种新古典主义美学风格，因为他们在接受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洗礼之后，重新认识了传统文化与文学经典的魅力和意义，并能够以西方现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双重视野，对新文学进行反思并加以创新——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个案研究：曾纪鑫散文的类型分析
曾纪鑫的文化散文个性突出，即使放在中国当代散文创作总体格局中，仍然有独异之处，显示出文化散文创作的后劲与新的增长点。
曾纪鑫的文化散文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破门而出、田野调查”的行走散文。曾纪鑫拥有开放的胸怀，一直保持着“在路上”的行走状态，这使他的行走散文总有常变常新的题材。他的行走散文引入了对话机制，具有了“复调”品格。他以西方文明为参照，既发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之所在，更以现代理性观照中国文化传统存在的缺陷，为封建文化糟粕送上了一曲挽歌；他着眼于过去，用心却在当下，具有着强烈的现实精神。比如《千秋家国梦》立足湖北三荆文化，其中《走出古隆中》在对诸葛亮一生的勾勒中，揭示中国文人潜意识中的“官本位”思想和“学得文武艺，贷与帝王家”的思维定势、庵寺人格。《古城荆州》是一部微缩的中国内战史、焚书史和文化浩劫史，指出“封建专制集权，是阻遏人类发展
、民主自由与文明进步的恶魔元凶”。《道教圣地武当山》表面写道教文化，深层却彰显中国当下信仰缺失的危机……曾纪鑫的另一部行走散文集《永远的驿站》更为厚重，更具体系性，也更能展示曾纪鑫的思想观念，不仅批判中国前现代文化的抱残守缺，更在对福建大地饱受异族侵凌的历史反思中批判中国人从精神到肉体的退化：“当这种‘活命哲学’发展成为民族的主流时，精神萎靡、胆怯畏葸、柔弱顺从、人格卑微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整个社会的严重痼疾。因此，每一次异族统治所带来的严重恶果，就是民族的阳刚之气与正义之风大打折扣……”可以说，破门而出的田野调查，开阔了曾纪鑫的视野，硬化了他的散文风格，提升了他的思想境界，使其文化散文达到了“学、行、思”的结合。
曾纪鑫的第二类散文是“观今鉴古，重建历史”的新历史散文。曾纪鑫的这类历史散文不仅具有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而且达到了“人性、现代性与民族性”的融合，是其散文创作的成熟之作。所谓“人性”是指曾纪鑫对笔下的历史人物抱有“同情的理解”，打破了中国历史书写中的“二元史观”，一扫历史本质主义书写中“见物不见人”的弊病，因而多有祛蔽祛蛊的还原和重建历史的发现。他写人物不虚美、不隐恶、不随意臧否、不泼污水，更不做佛头著粪那样的破坏之事。他为古人去掉神化或鬼化的外衣，将之还原为七情六欲的真实的人，是独特的“这一个”，是血肉丰满的圆形人物。这使他的历史散文充满人的声音、人性细节。所谓“现代性”，表现为对封建糟粕的批判态度。他以现代民主、科学、法
制观念为参照，抨击人治社会的谋略术和潜规则，洞悉一切而能出乎其外，葆一颗知识分子的清醒头脑。他以其真挚的忧患意识和深沉的现实关怀，打破了中国散文的乐感精神，为中国散文带来了一种悲壮之美。他具有无证不信、孤证不立的现代史学态度，将思想奠基于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让人们接近历史真相，而不会犯“建构论唯理主义”错误，更不会去营造空想乌托邦。更重要的是，曾纪鑫有着历史整体观念，其《历史的刀锋》与《千古大变局》各选十一个人物，前者旨在厘清中国封建专制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形成过程，后者旨在揭示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在现代化冲击下走向灭亡的，这样的宏观系统思维在文化散文作者身上并不多见。所谓“民族性”，不仅是题材的本土性，更是指曾纪鑫身上有一种屈原式的“三楚精
神”：心忧家国、德行高洁、力行务实。他热爱这片土地，所以才充满激情；他希望这个古老民族湔洗近代耻辱，实现伟大复兴，因而当人们高歌盛世中国的时候，他却要揭出病苦，发人深思。他发现，近代中国“受制于封建传统文化，我们步履蹒跚。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反而成为民族前进的包袱，成为抗击西方文明的利器，成为回避先进文明的遁词与隐居所。”他烛幽发微，表现出强烈的关注现实的旨趣和观今鉴古的意图。
曾纪鑫的第三类文化散文是“拥书自雄，文化考古”的文化专题随笔。他将文化学术问题用散文随笔的形式表达出来，从而“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在《没有终点的涅槃·中国戏剧发展与反思》这部随笔集中，曾纪鑫将他对中国戏剧艺术的反思上升到了文化研究高度，在对中国戏剧史的勾勒及与西方戏剧的比较中，指出了造成中国戏剧不发达的原因。其中包括外部的文化、政治、经济环境，也有内部的作者、观众、演员等因素。他对封建文化遗毒、国民劣根性等精神问题的深入开掘，更显示出他历史研究的“德学才识胆”。而真正让文学评论者与文学史家拍案惊奇的，恐怕是曾纪鑫大胆的论断：“真正能够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学水准的作品，当属鸿篇巨制的叙事文学，比如长篇小说、戏剧
等，也只有这样的叙事作品，才能容纳丰富而博大的内容，反映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时代风貌及特色，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如果我们能以客观、理性、公平的姿态，不带任何偏见色彩地评说中国古典文学，应将叙事性作品元杂剧的文学成就列于抒情性作品唐诗与宋词之上。”这真是振聋发聩的见解。
在曾纪鑫这位新生代作家身上，我们看到了强烈的创新意识、清晰的发现思维与独特的审美追求，更看到了文化散文的后续力量。
模仿与复制：文化散文的暗疾
在某种意义上，文化散文是对文化虚无主义的反驳，它担当了一个文化守成者和建设者的角色。文化散文由于对文化传统、审美传统的缝合与继承，又具有了超乎文学的思想史与文化史意义，这种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凸显。
但毋庸置疑的是，当下的文化散文创作仍存在着种种暗疾，值得作家们注意。首先，许多文化散文作者尚未做到“博与约”的结合。博而不约是谓俗学，约而不博是谓异端。文化散文创作需要作者具有博而能约的整合能力和收敛思维。但是许多作者仍然停在“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境地，泛泛而谈，空发议论，淡而无味，形同鸡肋。真正像李国文集中于“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或如曾纪鑫聚焦于“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形成与解体”，有着自己的创作体系和目标指向的作者，尚属凤毛麟角。
其次，文化散文的文体意识缺乏自觉。“跨文体写作”不是不要文体，而是汲取其他文体的优长，以使自己的文体更为丰饶。1998年兴起的“新散文”在文体建构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想像虚构、诗化语言、重视细节、哲理思考、童年视角、长度扩张等特点，都是新散文针对“单调散文”的弊病所做的突破与创新，具有鲜明的文体探索意识。与新散文相比，文化散文作家整体上还缺少文体自觉意识和审美追求。
再次，二元对立思维亟待破除。不少作者一旦进入历史和传统文化，要么被同化异化，成为国粹派，要么****一切，走向历史虚无主义；有的作家前后期的创作都会自相矛盾。如何以“穿越思维”打破二元思维定势？如何才能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这都是文化散文作者需要破解的思维难题，否则也有变成“单调散文”的危险。
第四，文化散文的最大暗疾乃在于模仿与自我复制。随着文化散文的走红，大批写手跻身其中，但他们大多是为写作而写作，一味模仿和追随成功作者。其结果是个人的学养不足，导致作品中的硬伤比比皆是；而最要命的是，这些作品缺少一种精神贯注与支撑，没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及西方本真意义的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担当、良知、责任、使命、道义等博大情怀。而第一代文化散文作者，也有些人因为原创性思维的严重缺乏，走入了自我复制的窠臼，墨守着“故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的套路，其情感的造作失真以及大量基本常识的错误，也为人诟病。
（载《文艺报》2009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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